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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礼法相辅的教化观

发布日期:2004-10-09 13:56:00 浏览次数: 字体:[ ]
  先秦诸学派不但对“义”与“利”的作用认识不同,对“礼”与“法”的作用也有不同看法。
  孔子是尚德不尚力的,他是以德治国、以仁义治天下的代表。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他看来,只有“道之以德”才能提倡。他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论语·尧曰》)季康子想用杀坏人、亲近好人的方法治理国政,孔子对他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言下之意是让季康子用道德教化而治国。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主张“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孟子·梁惠王》)他认为仁德的力量是无敌于天下的,“行仁政而王,真能御也。”(《孟子·公孙丑》)墨子提倡“兼爱”、“非攻”,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也主张以德治国,以仁义治天下。道家反对讲仁义,主张“无为而治”,似乎不是以德为治。实际上,道家的“无为”即是道德仍然是一种以道德治天正气方针。
  与儒、墨、道三家相反,法家极力反对以德国治国的主张。商鞅认为道德教化不仅不能富国强兵,而且会导致国家实力削弱,甚至会导致亡国。他说:“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商君书·说民》)韩非也认为仁义丧国,慈惠乱政。商鞅把儒家提倡的道德要求讥讽为“六虱”,是危害国家的六种害虫。韩非也把传道的儒家称之为“五蠹”之一。法家反对礼治,提倡法治,提出“任其力不任其德”(《商君书·错法》)、“不贵义而贵法”(《商君书·画策》)、“不务德而务法”的主张。(《韩非子·显学》)
  儒、墨、道、法各家在礼与法的问题上都有一定道理,但各执一端就十分偏颇,管仲学派介言兼重礼法,主张使二者相辅相成。其主要观点有四个方面。
  首先,道德教化是治国安民的纲纪。《管子》提出了礼义谦耻是维系国家存亡的四大纲要。曾提出过一套道德教育的方法:“凡牧民乾,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管子·权修》)意思是说,道德教化可以转化成习俗,这样违法犯罪的人就会减少,这是一条规律。又说:“凡牧民者,欲民这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同上)要求人们防微杜渐进行道德修养。
  其次,法制对于治国如同道德礼义一样重要,两者缺一不可。《管子·权修》中说:“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审。法乾,将立朝廷者也。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不贵也。……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用民之死命者,则刑罚不可不审。”意思是说,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服从驱使,要人民服从驱使,就不可不重视“法”的作用。要建立朝廷的权威,要使人民出力、发挥才能并决定人民的生死,都是“法”的作用和职能。
  其三,礼义道德与法势刑罚互相补充。《管子·权修》中说:“厚爱利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这里就把“爱”、“利”、“教”、“宪令”、“庆赏”、“刑罚”融合在一起,体现了教育与惩罚相结合,恩德与威慑相补充。在《管子·任法》中还说:“群臣不用礼义教训而不详,百官服事者离法而知则不详。”礼法不可偏废,不可互相替代。
  其四,礼义道德与法势刑赏互相依赖,相辅相成。第一,“礼”依赖于“法”,“法”作用于“礼”。《管子·法禁》篇说:“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法制”、“刑杀”、“爵禄”,这三者是属于“法”的范畴。“民不相私”、“不偷于为善”、“下不乱其上”,这三者属于“礼”的范畴。严于法制,维护法制的权威,依法办事,民众就不敢相互营私;有过必罚,民众就不会为苟且之善,而是会一贯为善;授爵赐禄与功德相当,臣民就不会反叛君主。这三种因果关系表明法可以促进道德。法的实施可以转化为习俗。第二,“法”依赖于“礼”、“礼”、作用于“法”。《管子·正世》讲述建立法制和推行政治措施的过程时说:“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这里把民俗作为建立法制、制订政治措施的参照物之一。文中又说:“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百变,因俗而动。”意思是说,古代的圣明君主刑赏各不相同,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顺着民俗的变动而变动。“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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