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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论君主人格及其在教臣育民中的导向功能

发布日期:2004-10-09 13:56:01 浏览次数: 字体:[ ]
  齐文化崇尚礼义道德,重视社会的道德教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支的齐文化,其崇尚的礼义,其根本所在也是要构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宗法关系。齐文化的特点是十分重视君主在社会人伦宗法关系中的核心作用。《管子·形势》提出:“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不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往者不至,来者不极。”论述了君主人格的重要性。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臣子当然就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的样子,儿子当然就不像儿子。君主不按照他的身份办事,臣子就会超越应守的规范。上下不和,政令就无法通行。君主的衣冠不端正冖宾的官吏就不会严肃。君主的浍不合乎仪式,政策法令就不容易贯彻。一方面翔臣民,另方面再有威严,为君之道才算完备。君主不能使臣民安乐,臣民也就不会为君主牺牲生命。君主给予世民的,不确实兑现,臣民对待君主,也是不会全力以赴的。鉴于这种思想,《管子》一书从多方面论述了君主人格及其教臣育民的导向功能。
  其一,君主应是“为民除害兴利”的正义化身。“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管子·治国》)。“为民除害兴利,正民之德,而民师之”(《管子·君臣》下)。“夫民者,亲信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早喜,夺则怒,民情节皆然”(《管子·国蓄》)。君主作为统治者,要实现其自身的人生目的,就要为民兴利除害。让民众“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管子·轻重甲》)。要想治民安邦,君主就要具备为民兴利除害的人格牲,“人主之所以使下尽力而享上者,必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泽加入天下,惠施于成发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万民欢尽其力,而乐为上用”(《管子·形势解》)。
  其二,君主应是高尚道德的楷模。治国安邦的目的,决定了作为一国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必须尊崇礼,提倡礼,在其人格牲上,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性。“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日如月,唯君之节”(《管子·牧民》)。君主在其品德上,要具有天地日月的牲,像天地覆载万物,如日月普照天下,“王施而无私,则海内来宾矣”(《管子·宙合》)。具备了无私的道德品性,则民众就会归这。所以君主在日常行为中“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管子·九守》)。
  不以一己之好恶而治天下,要以天下之心治天下,“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管子·桓公问》)。这正是君主人格在行为中的体现。由于“上服度,则六亲固”(《管子·牧民》),“无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管子·霸言》),所以君主要“近者乐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管子·霸形》),“是故能像道于国家,加之于百姓,而足以饰官化下者,明君也”(《管子·君臣》)。
  其三,君主应有“不失其常”、“不易其则”稳定和统一的言行。君主的道德品性应具体体现在其稳定和统一的言行中。“心之在体,君之位也”(《管子·心术》)。君主稳定和统一的言行直接影响着民众的行为,所以君主的言行要具有一致性。即“天下失其常,君主亦不失其常”(《管子·形势解》)。《管子》还运用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的自然中的一些运行规律来比附君主的行为,提出“常”即是君主的一定行为准则。所以,“主不易其则,故百姓安焉”(同上)。“上离其道,下失其事”(《管子·心术》)。“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管子·法法》)。“常”、“则”、“道”、“植”,包括了当时在人们生活中起道德作用的礼,也包括了当时规定人们行为的法,礼法是君主言行所应遵循的“常”,“君臣各能其分,则国宁矣”(《管子·宙合》)。君主坚持礼法所要求的稳定和一的言行,不“亡诛”、“亡予”,这是为君之本。
  君主的人格牲,直接感染着民众的行为倾向。国家的兴亡,君主的人格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君主人格具有极强的孝臣育民的导向功能。
  首先,君主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要担负走教臣育民的社会职责。《管子·君臣》指出:天子向天下发布命令,诸侯从天子那里接受命令,大夫从本国国君那里接受命令,儿子从父母那里接受命令,下听其上,弟听其兄,这是最顺的秩序。“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所以有道的君主,在上面设立官吏而治理人民,民众就不敢越轨行事了;在下面设立负责纠察的官吏,热带官吏就不敢背离法制而行使职权了。朝廷有一定的制度和礼仪,以尊奉君主地位,君主的衣冠也都有法度规定,君主就可以依法而临政了。人君据法而出令,官吏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从而成见,这样日久形成常规,如果有违犯习俗背离礼教的,人们就会共同加罪于他,做君主的就可以安逸无事了。“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一国之存在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管子·七臣七主》)
  其次,君主的好恶引导着社会心理倾向。君主的好恶引导着民众的心理倾向。“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管子·法法》)。“主好本,由民好垦草莱;主好货,则人贾于市面上;主好宫室,由工匠巧;主好文采,则女工靡”(》管子·七臣七主》)。“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帮上这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管子·法法》)。民众具有以君主的好恶作为己之好恶的社会心理。君主的好恶引导着臣子的心理倾向。“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由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喜这,则臣匿之”(《管子·牧民》)。
  再次,君主自身道德品性的高低,决定着民众的道德品性的高低。“好恶形于心,百姓化于下”(《管子·立政》)。作为君主就要“圣人在前,贞廉在侧,况称于义”(《管子·四称》)。“上身服以先这,审度量以闭之”,“百姓皆说为善于,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管子·权修》)。
  另外,君主在教臣育民中的作用是多功能的。君主对臣民可以“通之以道,畜之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这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期之以事,攻之以言,发之以力,威之以诚”(《管子·幼官》)。即用道理开导人们,用恩惠笼络人们,用仁爱团结人们,用道义培养人们,用施德对待人们,用信用交结人们,用礼节接待人们,用音乐和悦人闪,从工作上考核人们,从言论上考察人们,用强力推动人们,用戒律威服人们。这样就会达到“一举而上下得终,再举而民无不成”(同上)。即“期而至,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一人服之,万人从之,训之所期也;未之令而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尽竭,俗之所期也;好恶形于心,百姓化于下,罚未行而民畏恐,赏未加而民劝勉,诚信之所期也;为而无害,成而不议,得而莫之能争,天道之所期也;为之而成,救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举,事之所期也;令则行,禁而止,宪这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管子·立政》)。教化的结果,就形成了“上下和同”,君民一体,同心同德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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